朱自清《哪里走》一文朱自清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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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朱自清《哪里走》一文朱自清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 2、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大一有什么课程？
• 3、徐光启是什么人

朱自清《哪里走》一文朱自清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朱自清 在《哪里走》一文中的基本态度是：
他当时考虑得最多的不是社会政局问题，而是首要考虑他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及个人的“逃路”问题。他说他既不能走革命和反革命的道路，只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于是他选定了一条研究“国学”之路。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使他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而能让他的家境得以维持但又不受良心的谴责，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小布尔乔亚 ”的选择。
《哪里走》原文：
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 大时代 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 常中 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
......

我们的路
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Bourd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人数，总该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他们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还只在零碎Strugdgle，却有一个整齐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来了。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说到现在中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 汉口 ，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它们是这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市，遗迹都还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上海的新气象，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我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 革命者 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 麻醉剂 ;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这样，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不过我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它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ourg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 新月 异。这是向来的情形。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ourgeoise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疯狂;贿，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他们似乎在提供着这种享乐的风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颇有兴旺之象。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 大都会 ，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 亚东 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　Bourd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哪里走?”“哪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
1928年2月7日作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
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大一有什么课程？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大一课程有法学引论，思想道德修养，写作，宪法，逻辑学，民法总论。

西北政法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简称西法大，坐落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管的高等政法院校。其前身为1939年11月复建的陕北公学、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和1949年成立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直属的中国大陆地区重点法律院校。是著名的“五院四系”成员高校，“立格联盟”组成院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院校，中央政法委、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西北基地，同时是全国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西北地区法学科研教育中心，西部地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重镇，迄今为止已为国家培养了10万多名高素质人才[1] 。
西北政法大学于2006年正式由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学校设有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公安学院、刑事法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18个学院和体育教学部，辐射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专业大类，其中哲学、新闻学、侦查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法学专业为陕西省名牌和特色专业，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设有10个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3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徐光启是什么人

趣学号(https://www.quxuehao.com)小编还为大家带来徐光启是什么人的相关内容。

说到徐光启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这个人在历史上还是非常知名著名的，最近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人是什么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析看看，话说这个徐光启真的挺厉害的，下面一起来看看这个徐光启的一生吧，看看徐光启的简介吧！

人物简介

徐光启(1562.4.24-1633.11.8)，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汉族，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徐光启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尤精晓农学，译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政全书》等著书。同时他还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徐光启病逝，崇祯帝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

人物生平

徐氏祖居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徐光启的祖父因经商而致富，及至父亲徐思诚家道中落，仍转务农。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太卿坊(今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在龙华寺读书。

明万历九年(1581年)，应金山卫试中秀才后，他在家乡教书，并娶本县处士吴小溪女儿为妻。

万历十年(1582年)，第一次乡试不中。为了维持家计，徐光启和他父亲一样弱冠补诸生高等，食讫学宫，以家贫，故教授里中子弟。

万历十二年(1584年)，祖母卒，徐光启的父母又过半百，加上水灾，徐光启家道每况俞下。

万历十六年(1588年)，徐光启为了寻找出路，和同乡董其昌、张鼎、陈继儒一起到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应乡试，徐光启却落第。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转至广西浔州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因考官焦竑赏识而以顺天府解元中举。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会试他未能考中进士，回到家乡教书。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与耶稣会士利玛窦第一次晤面。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徐光启没有参加会试。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Paul)。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考选翰林院庶吉士。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次年春翻译完毕并刻印刊行。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他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年翰林馆期满告散，他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徐光启的父亲在北京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制。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邀请郭居静至上海传教，这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他整理定稿了《测量法义》，并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

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6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意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万历四十四(1616年)，年礼部侍郎沈榷连上三张奏疏，请求查办外国传教士，是为南京教难。徐光启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同年徐光启回京复职，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后病归天津，作《粪壅规则》。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发兵进犯关内，徐光启应召星夜入京。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他多次上疏请求练兵，后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练新军。但由于军饷、器械供应困难，练兵计划并不顺利。

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徐光启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阳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十二月再次辞归。

天启四年(1624年)，徐光启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等职，当时朝中魏忠贤专权，他不肯就任，次年他便遭谗劾去职。徐光启回到上海后，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编撰而成后来的《农政全书》。他同毕方济(P.Franciscus Sambiasi)一起合译了《灵言蠡勺》。他还把自己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辑录成书，刻印刊行了《徐氏庖言》。

天启五年(1625年)，徐光启退隐之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增订、批改以前所辑《农书》上，经过勤奋钻研，日夜笔耕，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年)完成了《农政全书》的初稿。

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奉召回京，官复原职。

崇祯二年(1629年)，他又擢升礼部左侍郎。因钦天监推算日食失准，崇祯皇帝同意由徐光启主持开局修历。同年，皇太极率领兵数万人进逼京畿，崇祯帝召集大臣平台议事，徐光启奏对战守之事。

崇祯三年(1630年)，升任礼部尚书。

崇祯四年(1631年)，陆续进献历书多卷，即《崇祯历书》。

崇祯五年(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崇祯六年(1633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土，同年11月8日病逝于任上，谥文定。

人物成就

天文学

历法修订

编制历法，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此时西欧的天文学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明王朝禁研历法政策的结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

明代施行的《大统历》，是继元代《授时历》，日久天长，已严重不准。据《明史·历志》记载，自成化年间开始(1481)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拒。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士等共同译西法。供邢云路修改历法时参考，但不久又不了了之。直至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最为精密，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改历工作终于走上正轨，但后来满清侵入中原，改历工作在明代实际并未完成。当时协助徐光启进行修改历法的中国人有李之藻、李天经等，外国传教士有龙华民、熊三拔等。

编纂《崇祯历书》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徐光启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崇祯历书》的编译，自明崇祯四年(1631年)起直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始克完成。全书46种，137卷，分五次进呈。前三次乃是徐光启亲自进呈(23种，75卷)，后二次是徐光启死后由李天经进呈。其中第四次还是徐光启亲手订正(13种，30卷)，第五次则是徐氏手订及半最后由李天经完成的(10种，32卷)。

其他编译

徐光启翻译古文，为其润色，校订实验。除《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外。还亲自参加了《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数学

数学应用

徐光启在修改历法的疏奏中，详细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他一共提出了十个方面(度数旁通十事)，即：天文历法、水利工程、音律、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会计理财、各种建筑工程、机械制造、舆地测量、医药、制造钟漏等计时器。说把数学应用的广泛性，讲述得十分完备。徐光启还曾建议开展这些方面的分科研究。

译《几何原本》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徐光启提出了实用的度数之学的思想，同时还撰写了《勾股义》和《测量异同》两书。几何名称的由来。在中国古代数学分科叫作形学。几何二字，在中文里原不是数学专有名词，而是个虚词，意思是多少。徐光启是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用它来称呼这门数学分科的。他所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直到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以《几何原本》内容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学方才成为中等学校必修科目。《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因而，这个过程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几何原本》是由利玛窦(Matteo Ricci)和徐光启共同翻译，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开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完成。

农学

《农政全书》

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徐光启对农书的著述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述相比，从卷帙来看，数量虽不那样多，但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实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提倡农学引进番薯

天启年间，徐光启遭魏忠贤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开始专门致力于他的农业研究。徐光启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并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甘薯最初是由国外引进中国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种植。徐光启把它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

编纂《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

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完成初稿，但由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军事

军事思想

徐光启认为农业为富国之本，正兵为强国之本，所以徐光启一贯重视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徐光启便在《拟上安边御虏疏》中提出了设置险阻、整顿车马、储备军事器械、打造将帅之才、训练戎卒、严格制度、赏罚分明，但他认为这些都不过是世俗之谈，国家的想法。他御敌疏的中心内容则是在这么多话中，有两句非常重要。一句是求精，一句是责实。一旦求精，就有深谋远虑的人互相学习，不随时间逝去；一旦责成事实，就会忠君爱国之士为国家考虑，十倍于贾谊也未尝不可。求精和责实是徐光启军事思想的核心。

练兵

徐光启大力宣扬管仲八无敌(材料、工艺、武器、选兵、军队的政教素质、练兵、情报、指挥)和晁错的四预敌(器械不利、选兵不当、将不知兵、君不择将)。做到八无敌即可无敌于天下，如果是四预敌则兵无不败。据此他提出了极求真材以备用。极造实用器械以备中外守战，极行选练精兵以保全胜，极造都城万年台(炮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极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徐光启集·辽左陷危已甚疏》。这些办法和措施，都是八无敌、四预敌思想与求精、责实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徐光启和当时的登莱巡抚袁可立都是积极主张从战略上强化对朝鲜控制的少数军事战略家。 趣学号

在上述这些办法和措施中，徐光启尤其注重对士兵的选练，他提出了选需实选，练需实练的主张。

造炮

徐光启特别注重武器制造，尤其是火炮的制造。管状火器本是中国的发明创造，但时至明代末年，制造火器的技术已逐渐落后，由于边防的需要，急需引进火炮制造技术。为此，徐光启曾多方建议，不断上疏。徐光启还对火器在实践中的运用，对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的配合等各个方面部有所探求。徐光启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

撰写条令和法典

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开始，徐光启受命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在此期间他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等。这些条格，实际上乃是徐光启撰写的各种条令和法典，也是我国近代较早的一批条令和法典。《选练百字诀》和《选练条格》也体现了徐光启实选、实练的责实精神。

书法

徐光启作为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而其存世手迹并不多。其中徐光启以飘逸的行书题陆万言《题琴鹤高风诗册》，从海上晚生徐光启落款与书风来看，此手迹或为徐光启早年作品。此书法虽用笔略弱，然而却风格萧散古雅，与董其昌等的书风颇有相契之处，也可以见出松江文人圈的相互影响。

个人作品

《毛诗六帖讲意》 《几何原本》 《测量法义》 《测量异同》

《甘薯疏》 《勾股义》 《简平仪说》 《泰西水法》

《农书草稿》 《定法平方算数》 《刻同文算指序》 《考公季节》

《选练条格》 《农遗杂疏》 《农政全书》 《徐氏庖言》

《崇祯历书》 《九章算法》 《灵言蠡勺》 《兵机要诀》

人物评价

《明史》：盖棺之日，囊无余赀。

《辞海》：科学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为突出。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

张溥：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无人指趣。

《明史·文苑四》：从督学御史耿定向学，复质疑于罗汝芳，讲学以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

《文定公行实》(徐骥)：戊戌今上(崇祯帝)即位，诏起原官，侍日讲，补经筵讲官。遴选讲官的标准是要学问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学术纯正，持己端方，谋虑深远，才智超卓，通达古今，明练治体者。

明末清初查继佐：生平务有用之学，尽绝诸嗜好，博访坐论，无间寝食。

明朝晚期文学家张溥：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清代思想家梁启超：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晚清教育学者黄节：思窥其象数之学，以救汉宋以来空言论学之失。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余秋雨：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

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是一位开中西交流风气之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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